千年菩提路解说词

印度曾经有一位王子被人尊称为佛陀，意思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

公元前六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有一个迦毗罗卫国，生活着一群古印度释迦族人。这个国家的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他有着成为伟大君主的极高天赋，但他在目睹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后，舍弃了财富与权力，出家修行，寻找生命如何摆脱痛苦的解脱之道。终于在一天凌晨，他降伏了所有的烦恼魔障，大彻大悟。这位王子因此被尊称为佛陀——一位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后来，人们把他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就在这位释迦族的圣人开始传播他的觉悟之道时，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光辉的“轴心时代”。在佛陀出世的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在希腊半岛，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东方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像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伟大的圣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黄老思想在经历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会接受这个来自印度的圣人之教吗？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这位觉悟者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这个来自印度的信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老庄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着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国佛寺林立、僧尼云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种佛教传承的国家。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汉代皇帝“感梦求法”的故事。

公元64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汉代。这时候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传说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庄睡觉时，恍惚之间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第二天，刘庄想请大臣们解梦。结果有位大臣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动了汉明帝的内心。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行进，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永平求法”。

一场开始改变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文明对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从此有了佛教的沙门，从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经，像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城的西雍门外大兴土木。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极高的礼遇，中国皇帝想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相传，陪同汉使归来的还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历经万里征途，佛教的经典最早由它驮到了中原大地，担当了两千多年来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从此，在中国的佛教徒心中，白马成了佛法的象征。

以后的岁月中，摄摩腾、竺法兰静静地住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遗憾的是，他们所译的佛经只有《四十二章经》流传了下来。

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王刘英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年，汗哀帝元寿元年，有位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伊存授经说”，而大月氏国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

佛陀的教法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的，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从南亚大陆的印度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分成四条主要线路：

其中一条，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新疆，再传入中原；

还有一条，海上的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到达中国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

汉传佛教主要是从这两条沙漠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还有一条，从北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主要是从这条山路传入中国；

第四条，上座部佛教从印度，经现在的缅甸、泰国，传入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

这些线路的延伸和传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经不同的气候和环境，面对着不同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

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纷乱的时代，曹魏、东吴和蜀汉各统治一地。

曹魏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阳，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位叫朱士行的人登上戒坛。这一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正发生着变化。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个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受戒后，朱士行决定从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中国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在于阗，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自己则在八十岁时在于阗圆寂。

而在藏传佛教里，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桑耶寺，在公元779年建成后，也出现了藏地第一批僧人。当时，赤松德赞大力推行佛教，来自印度的高僧寂护担任亲教师，剃度七位贵族出家为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称“七觉士”。桑耶寺就此成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佛教寺院。

上座部佛教现在流行于云南傣族地区。这里的《地方志》说，公元七世纪初从缅甸传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游化，直到雨季才在一地安居。现在景洪县曼厅寨附近有一座寺庙的遗址，相传这就是云南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建于公元615年。

是什么力量能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和信仰这位释迦族圣人的教导，甚至不惜性命要去遥远的印度大陆取经求法？

两千多年前，黄帝、老子、孔子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青藏高原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还信奉着非常原始的宗教。这个来自印度的佛教如何能适应和打动他们呢？帝国的贵族们最初把远道而来的佛陀看成是黄帝、老子的同道，这位西天的佛甚至还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当时刚刚进入汉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误当作是一种新的、带有异国情调和神奇力量的“道术”，犹如道家所讲的吐纳、导引。

公元179年，汉灵帝光和二年，来自西域大月氏国的支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不经意间，奠定了以后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

佛经的翻译当时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不过，想要在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和尚们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化的语言去比附、解释佛经与佛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格义”。

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佛法？

道安最早建议把出家人的姓统一为“释”，意思是释迦牟尼的传人。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要放弃“格义”这种方法，回归真正的佛教本源。

道安生于北方的儒学世家，当时的北方战火频仍，他带着自己的众多弟子一路颠簸南下，感慨万千，说出了一句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佛教界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也就是公元379年，北方的苻秦军队攻陷了襄阳，年过花甲的老和尚被礼请到长安，组织翻译佛典。怎样才能译出佛法的真义，又能让中国人理解与欣赏呢？这是道安长久萦绕不去的困惑。他在长安期待着能与远方的一位高僧会面。

这位高僧就是鸠摩罗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父亲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母亲则是龟兹的公主。他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公元401年底，历经多次战争与磨难的鸠摩罗什终于被迎请到了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只可惜，道安在十多年前就已作古，鸠摩罗什称赞道安为“东方圣人”，两位相慕已久的高僧遗憾未及谋面。

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场——草堂寺，一千六年前，称为长安大寺。公元五世纪初，这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诵千年的佛经。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

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

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公元四世纪到公元七世纪（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公元七世纪后，进入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便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后，他的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

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

唐朝王朝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共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玄奘圆寂后，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出殡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

公元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札回到西藏后创制了藏文，他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位译经师。

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七觉士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噶瓦拜则、仁青桑波、罗登西绕。公元十三、十四世纪，藏译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统称为《藏文大藏经》。

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十三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那泰文译注的巴利佛典。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刻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

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华民族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转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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